文言文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常识,这些知识不仅是古人认识世界的重要成果，也是解读典籍、理解历史背景的关键，古代地理知识多与农业生产、军事征战、政治统治和文化交流密切相关，常以“九州”“五服”“山河”“四渎”等概念呈现，并融合了天文、气候、物产等多维内容。
从行政区划来看,文言文中的“九州”是早期中原地区的地理划分，见于《尚书·禹贡》，分别为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单位，而是对核心区域的概括，至秦汉时期，“郡县制”成为主流，如《史记》中提及“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”，郡下设县，形成中央集权的地理管理体系，唐代“道”的划分（如关内道、河南道）和宋代“路”的设置（如京东路、陕西路），则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行政需求，这些名称在史书、奏章中频繁出现，如“永嘉之乱，中原士族南渡”，便涉及行政区划变动与人口迁移的地理背景。
在山川水文方面,文言文常以“四渎”“五岳”指代重要河流与山脉。“四渎”即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，古人认为它们独流入海，地位尊崇，如《水经注》详细记载了四渎的源流与沿岸风物。“五岳”中泰山（东岳）、华山（西岳）、衡山（南岳）、恒山（北岳）、嵩山（中岳）不仅是自然地标，更是封禅祭祀的文化符号，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（杜甫《望岳》）中的泰山，便承载着地理与文化的双重意义。“九州”内的“九山”“九川”也各有所指，如《周礼》中“九山”指分布于九州的山脉，“九川”则为九条主要河流，构成早期地理网络的骨架。
气候与物产描述是文言文地理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,古人对气候的观察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，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不同月份的物候特征：“孟春之月，东风解冻，蛰虫始振”，反映了黄河流域的季节变化，区域物产则常用于描述地方特色，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“江南之地，地广人稀，饭稻羹鱼”，点明南方以稻米为食、水产丰富的地理特征；而“龙门、碣石北多马、牛、羊，旃裘、筋角”，则揭示了北方畜牧业的分布，这种“因地制宜”的描述，体现了古人对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关系的认知。
交通与疆域知识在军事、外交文献中尤为突出，古代“丝绸之路”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，张骞“凿空”西域后，西域诸国“皆临大泽，或千余里，或数百里”（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），反映了中原对边疆地理的拓展，陆上交通以“驰道”“直道”为主，如秦“为驰道于天下，东至海暨朝鲜，南至北户，西至临洮、羌中，东至辽东”（《汉书·贾山传》）；水上交通则依托长江、黄河等水系，如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（李白《早发白帝城》）展现了长江航道的便捷，疆域描述方面，“秦兼并六国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监”，奠定了后世疆域的基础，而“汉承秦制，开西域，置都护府”，则体现了疆域的扩张。
古代地理文献的编纂也反映了地理知识的系统化。《山海经》记载了山川、物产、神话，兼具地理与文学价值；《水经注》以水为纲，详述河道流经、城镇沿革、风土人情，被誉为“宇宙未有之奇书”；《禹贡》虽托名大禹，实为战国时期作品，以自然分区为基础，划分九州、导山、导水，成为后世区域地理的典范，这些著作不仅记录了地理现象，还融入了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，如“凡天下之地势，两山之间必有川焉，两川之间必有山焉”（《管子·度地》），体现了对地形地貌的朴素总结。
以下是与文言文地理常识相关的常见问题解答：
FAQs
-
问：文言文中的“九州”与今天的行政区划有何区别？
答：文言文中的“九州”是《尚书·禹贡》提出的早期地理概念，指代中原地区的九个区域（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）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单位，更多是对核心文化圈的划分，而今天的行政区划是依据现代政治、经济、人口等因素划分的省、市、县等层级，两者在范围、性质和功能上均有本质区别。“九州”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中原地区及周边，而现代行政区划则覆盖全国，且具有明确的行政管辖权。
（图片来源网络，侵删） -
问：文言文中的“四渎”为何以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济水为代表？
答：“四渎”的选定与古代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密切相关，黄河是华夏文明的母亲河，长江流域是南方文明的发源地，淮河介于南北之间，济水（今黄河下游故道）则因独流入海且流经中原腹地而被纳入，古人认为这四条河流“独出为宗”，与其他支流、湖泊不同，具有象征国家统一与自然秩序的意义，如《尔雅·释水》所言“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”，反映了古人对“主流”与“支流”的区分，以及对自然地理的崇拜，随着济水河道变迁，后世虽仍有“四渎”之称，但其实际地位已逐渐淡化。
